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。

抗战胜利前夕,八月十日,白崇禧聆悉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命令: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。他立刻写信给蒋介石,分析当前形势,他指出形势有利于共军,而不利于国民党军,因为抗战后期,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西南、西北地区,而八路军则在敌后开辟了许多解放区。他们今日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兵,远较迅速便捷。为扭转此种不利形势,白崇禧建议:军事委员会应令各部队向沦陷区加紧进军,争先从日军手中收复所有敌占点线,俟接收工作完成后,再接受敌军投降。

蒋介石部分地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,于八月十一日发布了三道命令: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:“加速进军”,“勿稍松懈”。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伪军:就地“维持治安”,“趁机赎罪”。第三道命令给八路军:就地“驻防待命”,“不得擅自行动”。唯后者却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抵制。他复电称:十一日命令不但不公道,而且违背民族利益,表示坚决拒绝。

白崇禧原向蒋介石提出“先接收后受降”的建议,但蒋氏并不真正理解白崇禧的深意,从而做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。九月三日,蒋介石即划分全国为十六个受降区,命令日军向指定的地区集中,向指定的受降官投降。此项受降工作,到十月上旬基本完成。

这样一项受降措施,给国民党带来了厄运。因为日军一接到受降命令,就分别向指定地区集中,而还在西南后方,空运、水运费时,往往在未到以前,日军即已撤退,以致全国的主要交通线,包括平汉、津浦两铁路,完全暴露于八路军攻击之前。

八路军乃充分利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真空状态,以游击部队广泛运动于沦陷区,争先控制日军前所占领的区域,从而取得了地理上的绝对优势。当抗战结束时,控制的解放区不过是五十七个县,而在一年以后竟扩展到三百一十个县,这都是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不考虑白崇禧建议所招致的后果。